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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天才：跨越 45 年的天才儿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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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时请务必注明作者。1968年的夏天，朱利安 · 斯坦利（Julian Stanley）教授认识了 12 岁的天才儿童约瑟夫·贝斯特（Joseph Bates）。这位来自巴尔的摩的天才儿童在数学方面的才能远超同龄人，于是他的父母把他安排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计算机课上。但贝斯特很快就超越了同一个班上的大学生，到后来，他会去教导研究生 FORTRAN 编程语言来打发时间。
由于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教导贝斯特，贝斯特的导师将贝斯特介绍给在同一所大学任职，在心理测验学（注：研究认知能力）上享有盛名的斯坦利教授。为了揭开天才儿童的奥秘，斯坦利给贝斯特做了大量的测试，其中还包括 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结果贝斯特的 SAT 成绩超出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标准线。起初斯坦利想为贝斯特找一间提供超前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本地高中，但他失败了，最后斯斯坦利说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中一位院长接收了当时只有13岁的贝斯特作为大学生。
斯坦利在他的数学早慧青年研究，简称 SMPY（ 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 ）中将贝斯特称为“0号学生”。斯塔利的这份研究对美国教育系统影响深远，改变了美国教育系统发现以及培养天才学生的方式。SMPY 已经进行了 45 年，45 年间SMPY追踪了超过 5000 名天才儿童的发展轨迹，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了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基于这份持续更新的研究报告已经产生了超过 400 篇论文和数本著作，为 STEM 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深刻见解。
斯坦利的门生，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卡米拉·本博（Camilla Benbow）说：
斯坦利想知道的是如何发掘出那些在 STEM 领域具有潜质的孩子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发挥自身的潜力。
但斯坦利并不只对聪慧的孩子感兴趣，他希望能培养孩子们的智力以增加他们改变世界的几率。斯坦利一直践行他的座右铭：
拒绝无意义的方法论（No more dry bones methodology）。
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斯坦利开办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天才少年中心作为 SMPY 的附属机构，中心对在 SAT 考试中取得前 1% 名次的天才少年开放，第一批获得进入中心资格的天才少年如今正处于他们的事业巅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早慧的天才对这个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今科学技术，文化的领先领域都出现了有拥有独特认知能力的首批 SMPY 天才的身影，比如说先锋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Tao）和 Lenhard Ng，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Google 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音乐家 Stefani Germanotta （Lady Gaga）。
这个研究结果与我们长期信奉的专业水平主要通过刻意练习提升的教条背道而驰。根据 SMPY 的研究结果，比起刻意练习和其他环境因素，早期的认知能力对你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影响更大。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更注重提高普通学生的成绩的大环境下，研究强调了培养早慧儿童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发掘和培养天才儿童困难重重，一方面面临着标签化儿童的风险，另一方面又无法有效地发掘贫困边远地区的天才儿童。
尽管许多研究都强调最后会是天赋异禀之人到达顶峰，在测试时我们还是没有大量地招募孩童。
亨特大学天才儿童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心理学家唐娜·马修斯（Dona Matthews）说。
对于那些接受测试的孩子来说，不论被称作天才与否，贴上标签的行为本身都会逐渐破坏孩子们的学习动力。
研究开始
在潮湿的八月的一天，本博和她的丈夫，心理学家大卫 · 鲁宾斯基（DavidLubinski）正漫步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方院之中，聊着 SMPY 的起源。在 1976 年，本博以学生的身份在霍普金斯大学认识了斯坦利教授。22 年后，本博和其丈夫从光荣退休的斯坦利教授手上接过 SMPY 的担子，将 SMPY 带进了范德比尔特大学。
本博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为斯坦利的研究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为斯坦利正是从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斯坦利对于科学天才的兴趣始于另一项著名的长期心理学实验：
刘易斯 · 特曼的天才研究（ Lewis Terman’s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这项研究始于 1921 年，特曼根据高 IQ 挑选研究对象，然后追踪他们的发展轨迹，但令人失望的是，只有少数研究对象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反而是那些因为 IQ 不足 129 而被拒绝掉的对象中出现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半导体的发明者之一威廉 · 肖克利以及物理学家路易斯 · 阿尔瓦雷茨。
斯坦利认为假如当初特曼有更加科学的方法测试孩子的推理能力的话就不会错过肖克利和阿尔瓦雷茨了。斯坦利决定直接用 SAT ，尽管 SAT 是为更加年长的学生设计的考试，但斯坦利认为 SAT 能很好地测出年少精英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1972 年 3 月，斯坦利组织了 450 名巴尔地摩地区 12 至 14 岁的聪明孩子，让他们做 SAT 的数学部分。这也是第一次标准化的学术性“天才发掘”（后来研究人员逐渐加入了其它部分）。
我们的第一个惊喜是许多青少年能够解出那些他们从未在课本上碰见过的数学问题。
心理学家丹尼尔 · 基廷，斯坦利教授的另一位高徒说：
第二个惊喜则是不少青少年获得的分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名校录取的分数线了。
斯坦利并没有料到 SMPY 会成为一个持续数十年的研究，研究开始 5 年后，斯坦利收到了第一批反馈，本博便向他建议延长和扩大 SMPY ，研究将贯穿研究对象一生，并从多个方面评估研究对象的人生成就。SMPY 的前四个研究对象团体的 SAT 成绩在前 3% 至前 0.01% 分布，随后 SMPY 团队又加入了第五个研究对象团体，他们由 1992 年的数学和科学学科的精英研究生组成。第五团体主要用于测试人才发掘模型的适用性。
德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佩利斯（Christoph Perleth）专攻智力和天才培养，他认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研究能像 SMPY 这样为我们提供清晰的 STEM 领域的天才的成长过程。
空间能力
随着数据的流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那些受用于所有学生的普通教育是存在不足的。
SMPY 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样本去利用认知能力等因素去发掘真正的天才。
丽娜 · 萨波尼克（Rena Subotnik）说，她在华盛顿主导了美国心理协会的天才教育中心政策。
1976 年，斯坦利开始测试他的第二研究对象团队（563 名 SAT 获得了前 0.5% 名次的 13 岁青少年）的空间能力 —— 理解和记忆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的能力。空间能力测试包括匹配相同物体的不同角度呈像；确定某个物体截面，估计不同形状的瓶子的水平面。斯坦利很好奇，空间能力是否能比其他能力更好地预测青少年的未来成就。
第二研究对象团体在他们 18、23、33、48 岁时传回的实验数据证实了斯坦利的预感。那些实验数据也与其他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吻合。这表明了空间能力在创新性和技术革新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认为这可能是已知的最大的未被开发的人类潜能，
鲁宾斯说：
那些数学和语言能力并没有过于突出，但空间能力出色的孩子往往能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和医生。然而我所认识的招生主任没有一个看重空间能力，空间能力在基础的评估中也被普遍忽视。
虽然类似 SMPY 的研究已经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发掘并培养天才少年的能力，但世界对此的关注是不均匀的。过去的 10 年中，在中东和东亚，天才儿童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专门为天才儿童设立了创新培养方案。在 2010 年，中国也启动了一项十年国家人才发展计划，支持和引导学生进入科学，技术和其他高新领域。
在欧洲，对天才儿童的研究和教育计划的热情已经消退，因为欧洲的焦点已经走向包容。英国决定在 2010 年放弃国家天才学院，并将资金投入到让更多的贫困学生进入大学的领域中。
快速发展
当斯坦利开始研究的时候，美国天才儿童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他想尽办法去创造一个可以让他们才能开花的环境。琳达 · 布罗迪（Linda Brody）曾经与斯坦利一同求学，如今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天才儿童辅导者，她告诉我们：
斯坦利十分清楚，仅仅是发现孩子们的潜能是不够的，孩子们需要被妥善地培养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潜能。
起初天才儿童还是被单独辅导的。但其他天才儿童的父母听过斯坦利与贝斯特的听证会后开始联系斯坦利。贝斯特无负天才之名，他在 17 岁时就已经获得了电脑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同时在攻读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教授，他后来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
贝斯特如今已经 60 岁了，他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十分内向，不可能融入高中的氛围。但他很好地融入了聚集了科学和数学“呆子”的大学，在大学里，他可以大胆地按自己速率在社交方面和智力方面成长，适合自己的成长速率让他保持专注。
SMPY 的数据也支持让天才儿童跳级的观点，在一组跳级天才儿童与未跳级天才儿童的对比实验中，在 STEM 领域，跳级的天才儿童获得博士学位或取得专利的几率要比未跳级的高出 60%。加速教育在 SMPY 的万里挑一研究对象团体中十分常见，这个研究对象团体的孩子智力超群，且全面发展，成长极快，理应是最难培养的一个团体。但事实上培养他们花费很少，甚至还能省下一些经费，鲁宾斯基告诉我们：
这些孩子并不需要什么创新的教育方式，你只需要把那些给更大的孩子看的东西给他们就可以了。
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仍然认为加速教育对孩子有害，觉得加速教育会伤害孩子的社交能力，剥夺孩子的童年或创造知识鸿沟。如今，教育研究者已经普遍认同加速教育有益于天才儿童的社交能力，学术能力，专业能力的培养。
跳级并不是唯一的选择。SMPY 的研究人员指出，哪怕是最小的干预 —— 例如，只是让天才儿童接触有挑战性的大学学习资料就会有显著的效果。那些有机会提前接触到更高级别的教育的天才儿童比起那些中规中矩地求学的天才儿童发表的论文更多，获得的专利更多，在事业上的成就也更高。
尽管 SMPY 提供了许多见解，研究者依旧未能提供一个天才儿童的完整画像。
我们依旧不知道为什么，哪怕到最后，有些人会做得很好而有些人则不会。
凯斯西储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道格拉斯 · 迪特曼（Douglas Detterman）说：
智力不能完全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动机，人格特点，勤奋和其它因素依旧很重要。
其中的一些见解来自于德国的研究。德国有一个类似 SMPY 的研究。慕尼黑天才纵向研究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跟踪 26000 名天才学生，发现认知因素是最可靠的预测因素，但其它因素，如一些个人特质，如动机、好奇心，应对压力的能力，环境等对个人成就也有一定限度的影响。
从类似的天才研究中得到的数据也有助于研究如何培养各个科目中的专业人士。一些研究者和作家，佛罗里达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 Anders Ericsson 和作家 Malcolm Gladwell，致力于推广能力阈值的概念。这种概念认为，智力在一个临界值（一般认为是 120）以上，刻意练习才会是成为专家的关键因素。但 SMPY 和杜克大学天才研究项目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说。一项今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对比了儿童时期智力在前 1% 的人和前 0.01% 的成就。智力在前 1% 的儿童长大后获得高学位的几率是普通人获得高学位的几率的 25 倍，而智力在前 0.01% 的人获得高学位的几率则是普通人的 50 倍。
但一些研究是具有争议性的。在北美洲和欧洲，一些儿童发展专家感叹道，许多人才发展研究只是预测谁将到达学术顶峰。教育工作者对给儿童打上天才的标签这一行为感到十分不安。
一个高的分数能告诉你这个学生有很强的能力并且能很好地适应考试，但一个低的分数几乎不能告诉你任何有用的信息。
马修斯说：
有太多因素可以导致低分了，包括文化背景，他们考试时的状态。
她认为当孩子在成绩不稳定时被打上天才与否的标签会损害他们的学习动机，这样他们更容易形成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 Carol Dweck 所提出的固定心智（fixedmindset）。马修斯认为我们应该培养孩子的成长心智（growth mindset），成长心智的孩子相信所谓的智力和天赋只是一个起点，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些关注自己的进步而不是自己的智力与天赋的学生更加渴望进步。
Dweck 说：
他们更加勤奋地学习并且变得更加聪明。
Dweck 和她同事的研究发现拥有成长心智的学长在学校里展现了更强的学习的动机，获得了更高的分数。
本博认为，标准化考试不应该用来限制学生的选择，而是应该用来作为培养孩子的教学策略，使得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实现他们的潜力。
明年，本博和鲁宾斯基计划开展对万里挑一的研究对象团体的中年研究，事业上的成就和生活满意度将是研究的重点，同时他们也将调查 1992 年的精英研究生的现状。今后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削弱那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有天赋的儿童聪明到可以靠自己就成功，不需要外界的帮助。
教育界仍然十分抵触这一研究发现。
David Geary，堪萨斯大学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说：
教育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对于那些有优势的孩子，不管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其它方面有优势，都不应该给予额外的鼓励，应该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表现低的孩子身上。
虽然天才教育专家预言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天才能加入到天才培养计划，但目前来说，只有那些同时是天才而且家境不错的儿童能够享受到天才教育。
鲁宾斯基很痛心，他说：
我们知道如何分辨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我们知道如何帮助他们，但我们依旧遗漏了许多这个国家的天才儿童。
鲁宾斯基和本博刚走出方院，校园就响起了正午的钟声。一群活力四射的少年奔向食堂。他们大多是范德比尔特天才夏季课程的参与者，天赋异禀的他们将在这个夏天用三周的时间学习普通人要花一年来学习的数学、科学和文学。人群中还有一些范德比尔特体育营的学生。
他们只是在培养不同的天赋。
鲁宾斯基说：
但我们的社会在培养体育天才方面比培养智力天才方面用心多了。
然而正是这些学生，这些世界的“数学家”，可以创造未来。
看看现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医疗保险、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还是能源危机，这群孩子才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鲁宾斯基有点激动，他说：
我们更应该把未来赌在这群孩子身上。
本文译自：《How to raise a genius: lessons from a 45-year study of super-smart children》
作者 ：Tom Clyness
译者：新生大学风流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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